从红土地走来的跋涉者
——访赣南籍作家郭晨
郭晨，《中国工人》杂志社名誉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、中国纪实文学会常务理事，擅长纪实文学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传记和影视创作，出版过《特殊连队》、《贺子珍》、《这就是彭德怀》、《同舟共济》等12部长篇传记作品，参与编剧了历史巨片《开国大典》，独立或与人合作编剧了《特殊连队》(6集)、《北平和谈》(8集)、《同舟共济》(21集)等10多部影视作品。
郭晨现居北京。日前，他回到家乡赣州，记者有幸与他一起到乡野采风，与他面对面。
故乡山水孕育文学梦
1940年，郭晨出生在信丰县安西镇，幼年生活贫苦，经常要放牛砍柴，但他读过一年私塾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之类倒背如流，有点古文的底子。
“父亲那时经营着一个小茶摊，我不时要去顶替他看摊，来的客人不光喝茶，还讲故事，特别是有关红军的故事。这样，我就免费听了不少民间故事和革命历史传闻，并且见识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乡土人物。”
“我的创作情愫萌芽于小学三四年级的一篇周记。由于自己爱观察、好思考，又通过看书积累了一些词汇，在一次周记中，我把放学途中所见所闻的一幅春耕图写了进去，描绘了怒放的夹竹桃、欢唱的溪水、蹦跳的麻雀、忙碌的人们，由于感情真挚、观察仔细、用词丰富，老师十分欣赏，把它当范文在班上宣读，这给了我极大鼓舞。这是我的第一篇创作，也是我文学梦的起步。”
郭晨说：“小时候两耳充闻曾经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红军和‘朱毛’的故事，对他们早已涌起亲切而持久不变的感情。长大后常读革命历史回忆录，革命历史题材更是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和心田。当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后，因工作关系接触到一些从红土地上走出来的、我一直十分敬佩的革命老同志，并从他们嘴里获得了许多零零碎碎的宝贵资料。我感觉到，老同志们身上潜藏着的故事，有比书本上更为鲜活的内容、更绚烂的色彩和更诱人的魅力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久久萦绕在心的文学梦骤然清晰起来，我萌发了将这些极具文学魅力的‘珍珠’拣拾起来，经过一定的艺术构思变成文学作品的愿望。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，经过大胆尝试，我开始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路上艰难跋涉，路越走越远，越走越长，其中的艰辛与收获，真可谓甘苦自知，但我志在于此。”
革命题材造就行路人
1985年出版的《特殊连队》是郭晨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的成名作。这是一部描绘长征路上特殊群体的纪实性文学作品，是通过采访健在的当年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们写成的。郭晨通过描写女战士们战斗间隙活泼的生活，挖掘出她们在残酷艰难环境里依旧没有泯灭的天性，着力打造温馨的人性和人情美。1986年4月，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开会期间，接见了《特殊连队》的资料提供者之一、长征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，她对侯政说：“‘特殊连队’这个名字起得好，这样的连队在中国红军中没有第二个了。这本书写得好，很真实，调查了那么多人，符合当时情况，长征不容易，写长征也不容易。我看了不少长征回忆录，没有这本书写得好，写得实在，实事求是。”
1991年，历史巨片《开国大典》获中国电影第13届“百花奖”最佳故事片、第10届“金鸡奖” 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编剧奖，在国内外赢得广泛好评，作为编剧之一的郭晨一时间也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目标。十多年后再谈起这部影片，郭晨说：“《开国大典》是在详读三百多部史书和采访众多当事人后，与人成功合作的一部重大题材作品。在当时而言，它有两个突破，一是冷静审视开国前的历史，把毛泽东请下‘神坛’，把蒋介石请出‘地狱’；二是让历史主角成银幕主角，影片中仅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就出现了138位，这是历史事件的真实，也是反映宏大题材的需要。”
2004年3月，郭晨编写的电视连续剧《同舟共济》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，这是一部专门反映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作用的大型作品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、形成和发展，进行了全景式的艺术再现。郭晨说：“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的阶层，他们大多阅历丰富、知识渊博、爱国正直、人文表率，他们选择了共产党，选择了新中国，也代表了民心取向。他们从第三者立场转变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心路历程，应该是我们国家弥足珍贵的政治和历史财富。”
谈到创作，郭晨说：“我是刻意选取革命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，我的这类作品既不是纯文学作品，也不是史学著作，而是二者兼而有之。我大多写革命者的坎坷遭遇和红军战士的苦难历程，赋予作品悲壮、庄严和崇高的色彩，力图用历史烛照现实、昭示未来，弘扬人类的美好情感，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。在内容上基本不虚构，文字上不大加修饰，力求朴素真实。当然，这一切，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感悟和历史资料掌握的基础上。”
风风雨雨走过创作路
郭晨说：“我是记者型作家，是循着记者——编辑——作家的既定轨迹成长起来的。”
1960年，郭晨由信丰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西大学新闻系，1964年分配到人民日报社，曾任报社文艺部、记者部负责人，后来又参与或主办过《人才》、《丑小鸭》、《文化宫》、《时代》等刊物，退休前是《中国工人》主编。几十年来撰写或发表过小说、杂文、报告文学、人物传记、电影电视剧本、电视专题片撰稿等，其中绝大多数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和纪实作品，不少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获了奖。
郭晨说：“我的文学梦开始得很早，但实现得很晚。我在新闻岗位上干了18年，在某种意义上离文学远了，以至当我后来从事创作时，总是脱不了‘新华（社）体’的痕迹，非常苦恼，但当我找到革命纪实文学这条路，通过大量采访获得鲜活的写作素材时，我又感到是新闻记者的采写功底帮了我的大忙。所以说，一切经历都是财富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。”
谈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难度，郭晨说：“一是难采访。我当记者和办刊物几十年，经常采访老一代革命者，至少采访过三四百人，仅女红军就采访过两三百人。采访她们不容易，真是削尖了脑袋，费尽了心机。但没有那些采访，我不可能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。二是难驾驭。他们经历的事我没有经历，他们的风光和磨难我没有体验。我解决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人生感受加进去，不管怎样的人生，都少不了曲曲折折、酸甜苦辣，都会有得意失意、浪峰波谷。三是难通过。由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人物的特殊性，审查很严。我经常是一个电视剧本要经过‘八年抗战’才出来。四是难面世。写电视剧难找经费，因为这种题材很难进行商业运作，很难赚钱，写这种书也难出版，出版社怕赔钱。可我就是憋着劲不放弃。”
真真切切抒发心底情
郭晨走上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之路，缘于一次对贺子珍的采访和《贺子珍》传记书的写作。由于这次经历，使他萌发了采访健在的女红军们的念头并获得成功。郭晨说：“在女红军们的暮年，我有幸结识了几十位健在的‘巾帼英雄’，她们的背驼了，头发白了，她们朴实谦逊地回忆逝去的岁月，无论从外形到谈吐，都是那样普通、平实，但我仍然能感觉到，她们的眉宇间还留存着英雄的气概。这些令人尊敬的老大姐，都是朴实谦逊的革命者，她们从不宣扬自己，甚至不愿意谈及自己，但我为她们在艰难岁月里的革命豪情所打动，为她们在峥嵘年代中的革命精神所激励，我立志要写她们，为她们立传。在点点滴滴搜集资料、辗转寻找当事人、一个个整理后，终于完成了一本《巾帼列传》，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愿。”
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红都风云》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。郭晨说：“我一直在想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有一群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在我的家乡赣南战斗过，这段历史在历史长河里占有什么样的位置？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？我认为应该有比较全面完整的叙述，对发生在家乡的这段轰轰烈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，我一直有描述和表达的情结。这个念头也吸引了我几十年，一有机会回家乡，我总要去寻觅他们活动过的足迹，瞻仰他们留下的遗迹，一片一片地拼写他们的往日图画，一点一点地整合他们的当时形象。总的来说，《红都风云》是写父辈的人生，命运与选择，痛苦与欢乐。”
谈到发表作品，郭晨也是感慨不已。“我应该算是一个勤奋的写手。最早从中学时起我就梦想发表作品，那时基本上也就是处于一种简单模仿状态，看得多了，就想仿造着写一篇，几乎是天天写，也不为别的，就是爱好。写了就投，开始是投多少退多少，但基本不受打击，原因不是别的，还是兴趣爱好。最后还是发自内心的真人真事真情的一篇小小说发表了，是写我外祖母的。创作长篇也是如此，不停地写，也失败了不少，但我还真是永不言弃。就是已经发表的作品，其诞生过程也是充满了曲折艰辛，因为革命历史重大题材本身的特殊性，也因为纪实文学的资料真实性，但我就是钟情于此，醉心于此。”
